木版水印为雕版印刷术的一种，经过勾描、刻板及印制三道工序，即可创造出风格飘逸自然的水墨画，墨线晕染恰到好处，几可以假乱真。如今，传统印刷术从功能上讲早已被现代印刷所取代，从艺术价值的角度来看，木版水印仍欠缺公众的文化认同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东西如果没有市场一定会失传。”朵云轩木版水印技艺上海市非遗传承人郑名川说，找到木板水印的市场价值，才能令其传承下去。

　　工艺人才难觅

　　为了保护并传承木版水印工艺，1956年9月，在上海市政府和出版局的策划下，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筹办木版水印室，即今日的朵云轩。上海出版学校的26个学生随即被分配到此实习。木版水印国家级非遗传承人蒋敏就是这些学生之一。从学徒到师父，一直做到退休又再被返聘，如今71岁的蒋敏从16岁开始，做了一辈子木版水印。

　　“当时受家庭影响，父母认为出去学门技术好。我没有现在孩子做白领的思想。当时没挑剔，没有想跳槽，就想和师父好好学。我从磨刀开始，跟着师父慢慢学。”回忆起那个年代，蒋敏说当时每天一边看着师父做，一边自己练。三年学徒期满，还要根据水平由浅入深地去做，逐渐独立雕刻。至少需要十年，自己才能独当一面，去尝试做高精尖的水印画作。

　　15年后，朵云轩又招进来一批青年，林玉晴被安排做水印的工序。“那时练基本功，时常胳膊酸痛。我们经常印大画，我不够高，脚下要垫着东西，前身趴在板上画。有时吃了饭都感觉要吐出来。”林玉晴说，看到画印出来很精美，受到领导表扬后就觉得吃多少苦都无所谓了。那个年代的人本身思想很单纯，而且没有多少和外界的接触，一心就想把工作做好。

　　对于木版水印当时的发展，她说：“我们当年有个‘疯狂’劲。老一辈四十岁左右没退休，我们进来顶上去。尽管工资不高，但大家很投入，得了很多大奖。我们在这个岗位上很自豪。”

　　后来，蒋敏这一代基本都坚持做到退休，而和林玉晴一起进来的一批人很多都选择了离开，转做起收入较高的经营管理职务。技术人才的流失，一方面源自人本身追求高薪的意识逐渐增强，另一方面市场的表现也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倡导以传统书画作品出口创汇，木版水印市场需求量大，多出口国外。而自上世纪80年代起，市场行情转变，木版水印作品出口降低，销售盈利额也大幅缩水。朵云轩亏损经营了很多年，导致大量技术人员流失，也降低了行业信心。“人们都认为亏本经营的行业不会赚钱，所以很少人愿意来做木版水印。”林玉晴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朵云轩有上百人，而现在加上经营管理的人员也只有二十几个。

　　像蒋师傅和林师傅这样敬业专注的工艺师傅现在已经很难找了。蒋敏感叹道：“招人不是很容易，现在市场经济，男孩子都要成家买房，很难招到。他们觉得我们收入不高。女孩子还好，觉得工作稳定就行。”

　　寻找市场契机

　　现在，来朵云轩做木版水印的多是国画及版画专业毕业的本科生。尽管这些年轻人比起一般技校学生有着较高学历，但在蒋敏和林玉晴看来，他们欠缺上一代人的敬业精神，他们年轻时一星期可以做好的，现在大部分年轻人要做一个月。“不要看大学生很多，但是要印得精、印得好，难有几个出类拔萃的。”林玉晴说道。蒋敏也认为现在缺乏木版水印的高技术人才，人做事的认真度也远不及从前，“文革”之前产品中的残次品和现在的正品质量相当。

　　在经营上，人力成本是朵云轩最大的压力。据郑名川介绍，现今每招一个人，一年就要多十万元成本。再加上经营管理、物业、原料等费用，至少要四五百万的年收入才能够维持运营平衡。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朵云轩木版水印一直在亏损，最严重时一年亏损两百万。好在近年随着艺术品市场走俏，销售量回升，经营状况才有了很大改善。

　　如今市场资金多流向艺术品投资领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木版水印的发展。不过，木版水印作为艺术品收藏，目前公众对它的了解和认同度并不高。很多人仍旧把木版水印画当作仿真品，而忽略了其本身的传统印刷工艺价值。公众买木版水印作品多将其作为礼品及家居装饰之用。郑名川认为公众对木版水印的认知程度在慢慢提升，但也只有时间的积累才能改变现状。

　　另外，产品生产周期与价值实现周期长也是木版水印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一平方尺的画稿按照难易程度不同，常常需要刻几个月不等。接下来的印制程序同样需要大量的时间。印一套70张的近八平方尺的《徐悲鸿大群马》，即使是林玉晴这样的资深水印师傅至少也需要半年的时间。从收益上看，一套水印作品的印制，在第一版时最多只能分摊掉成本，印第二版时才开始有利润。而两版之间的出版间隔往往需要等五到十年。

　　木版水印作品的销售在很大程度上也受画稿选择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兼具艺术性与实用性的作品更容易实现商品价值。做了一辈子木版水印的蒋敏感到了木版水印显示出一种向市场化转变的倾向。蒋敏以前刻得最多的是历代名家画作，而现在却是信笺等实用性产品越来越多。“这一行既要有传统观念，也要兼顾现代主义。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还要考虑市场化。”蒋敏说道。

　　对此，郑名川亦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东西如果没有市场一定会失传。”他认为，目前有很多非遗的项目都已经失去社会价值。木版水印的市场虽然小众化，但总归还有人需要，因此就存在生命力。应该把非遗项目中还有活力的一面发掘出来，找到市场价值，才能令其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