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场在产业经济领域的权威和跨国公司本土高管之间进行的对话，为我们提供了有关“经济发展的衡量标准、跨国公司价值的再定义，转型升级阶段产业重组趋势”的洞见。

　　十三五期间 跨国企业的机遇和挑战

　　刘世锦表示，十三五”期间(2016年-2020年)，预计每年经济增速不会低于6.5%，但增长趋势将有所放缓。如果供给侧改革能有实质性进展，那么中国经济将这一轮大的调整后平稳触底，然后转入一个新的增长平台。

　　朱海则表示，在华外企高管在中国经营，要学会跳“华尔兹”，要根据经济态势有起有伏地调整资源配置，而不是一味“高歌猛进”。

　　共识：

　　随着中国市场和全球经济共同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中国市场将变得更加特殊和复杂，而跨国公司将有机会在新的技术形态和市场需求中发挥新功能和价值。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成本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中国高效的中等新技术生产力和广阔的市场。

　　跨国公司的价值在于帮助中国提升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这一切的前提，不仅需要完备的法律条款，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也需要一个开放的，具有流动性的人才市场。处理好这些问题，需要智慧，更需要远见。

　　供给侧改革与“智造升级”

　　朱海：今天大家都在谈“新常态”，对于“十三五规划”，我个人关注的话题当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改革”的核心部分就是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的转型升级。随着去年5月《中国制造2025》的提出，我很欣慰地看到了中国工业的回归。这将迎来制造业的春天。

　　刘世锦：“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发生一个很重要结构性的变化，就是工业的比重有所降低，服务业已经在去年超过了制造业50%，而这个比重还在上升。

　　中国现在服务业缺口最大，下一步发展潜力最大的是生产性服务业，包括研发、物流、金融、信息、服务等等。这些实际上都将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而服务业发展最具有活力的正是对制造业转型升级服务的部分。

　　所以在“十三五”或者今后更长一段时间，我们会看到中国工业和服务业之间形成一种新的互动的关系。我们所期待的格局是工业的比重虽然有所下降，但是所谓的转型升级技术含量附加价值都在迅速提高，这一点归结于生产性服务业的增长，相互的融合和推动。

　　朱海：围绕供给侧改革我认为有几个关健词，首先是“走出去”;第二是“智能制造”，从质量、效率上提高制造业的核心能力;第三就是“绿色能源”，用更多清洁能源实现绿色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第四是“创新”，这其中包括对知识产权的重视，对创新的支持等等。

　　智能制造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透明，另一个是融合，“透明+融合=通”。这个“通”，是实现智能制造的前提与核心。

　　智能化的核心是治病健体，而不是一味的买药吃药。智能制造一定要“先医后药”，千万不要为了智能制造而智能制造，一定找好医生看完病(找问题)再去买药(买设备)，只有适合企业的事才能去做。

　　现在，很多人在忙着为智能制造建立标准。行业固然需要标准，但一定要“水到渠成”。不能为了制定标准而制定标准。僵化的标准只会抹杀创新。对于新生事物，尝试和探索才是第一位的。我呼吁先鼓励发展，把制定标准的速度放慢一点，等到整体智能制造的行业水平提升了，标准就会自然而然的产生。

　　刘世锦：具体从推动创新的角度来讲，有几个问题需要解决。第一，鼓励竞争，没有竞争就没有创新的动力;第二，推动国有企业的股权结构改革，混合所有制整合;第三，推动创新资源流动;最后一点，国有资本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包括与外资合作，这也是创新的一个重要部分。

　　工匠精神与精益制造

　　刘世锦：“工匠精神”其实正是中国转型升级过程中间必要的。

　　中国过去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处在“数量追赶”阶段，今后一段时间，特别“十三五”开始，经济相当一段时间是“质量追赶”。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数量追赶”在短期内会看到明显的效果;而“质量追赶”可能用很多年看到的效果也不明显。这过程中间就需要“工匠精神”。

　　朱海：首先我很喜欢“工匠精神”这个词，它很符合施耐德电气公司的发展历史。“工匠精神”不仅贯彻在企业发展中，也是制造业的“灵魂”。

　　说起“工匠精神”，我想批评一下部分国内企业施行的“低价中标”政策。纯粹的“低价中标”，是对“工匠精神”的极大伤害，是对粗制滥造的鼓励。我们应该确保产品的质量能够得到合理的价格回馈。

　　所谓“工匠”，就是“能工巧匠”，就是高级技术工人，我们也要大力的推广和开展职业教育，施耐德电气一直在支持和帮助我国职业教育，准备帮助中国的100个职业学校培养面向未来的优秀职业技术人才。

　　同时，我们还需要有“方法”，要“精耕细作”，这就是“精益制造”。

　　工业领域的“know-how”其实才是最高境界的知识产权。“智能制造”是手段和工具，“精益制造”是方法。我国拥有更多懂得精益制造的人才，拥有非常好的方法，再加上智能制造这把武器，就会真正迎来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才能真正将“工匠精神”发扬光大。

　　刘世锦：目前阻碍“工匠精神”的因素有几点，首先，“数量追赶”如果不能慢下来，根本没有机会精益求精;其次，中国资本结构中间股本比重相对较低的，更不容易通过外部融资解决资金问题;第三，企业家的长期预期无法保障，很难做长期打算，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工匠”，也就是产业工人的安居和社会保障仍未得到充分满足。

　　朱海：我简单的总结就是“只有安居才能乐业”。提倡“工匠精神”的同时，也需要考虑重要的生产要素，尤其是人才的重新配置，这是供给侧改革的核心，但目前的相关法律仍不能充分支持供给侧改革中人员的流动和转移。

　　新的业态和新的市场将出现

　　朱海：总的来说，最初的十年外资企业在中国发展是靠提供产品和技术;第二个十年是提供解决方案帮企业解决问题;未来十年就要讲战略，重点是要帮助中国企业提升在国内和国际的竞争力，从而在双赢中共同成长并获益，要学会“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中国企业走出去”掀起了新一轮的高峰。作为一家在中国有29年发展历史的跨国型企业，我们也在和中国企业进行诸多的合作项目。我们在100多个国家都有市场覆盖。中国企业可以有效地运用我们的销售渠道实现本地覆盖，去拿到各种各样的生意机会。目前，施耐德电气中国有一个数十人的团队，可以调动全球资源帮助中国企业在国外落地。

　　作为一家跨国公司，我们也必须学会混合所有制的模式和思维，以实现多赢的愿望。

　　刘世锦：最近两年有人讨论中国现在引进外资的问题，实际上中国缺的不是钱，不是资本，而是技术、设备、管理、工艺、体制机制、供应链、营销渠道、品牌，甚至是文化。

　　我觉得外资企业“十三五”机遇更多。“十三五”之后，国内的需求已经打开了，市场需求会越来越多，相应的产业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这是很大的产业重组、兼并、淘汰、清理的过程，这对外资企业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机会。通过帮助中国企业提高竞争力而获利，这样外资企业的市场地位和行业地位也会进一步加强，实现协调发展。

　　朱海：我非常赞同这种观点。以施耐德电气为例，我们公司注册地在巴黎，在法国上市，公司的属性是欧洲公司，最大的股东是美国人，中国员工人数有26000人，占比最高，公司的全球管理层在欧洲、亚洲跟美国各有三分之一。

　　施耐德电气在中国有二三十个工厂，都达到了“中国制造2025”的标准。我希望能做中国制造企业的“医生”，先帮他们提高管理水平，然后再上自动化的系统——先医后药。

　　而在清洁能源方面，我认为也不能仅仅是研发，更重要的是业务模式、合作方式的创新。我们做了许多跨界合作领域的创新尝试，尤其是能源运营商与我们这样的能源设备商之间能够有跨界的合作。

　　绿色发展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刘世锦：目前为止，绿色发展基本上还是一种所谓政府的外部性的活动，不能真正成为企业正常的经济活动。但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五位一体的发展理念中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个观念，这都是以前没有的。下一步就是如何落地。

　　朱海：我认为社会监督、舆论监督是最有力的武器。要善于利用监督的力量，向媒体和社会民众公开，让社会力量介入进行监督，从而对于排放实施有效的控制，就能够最大程度的推动中国的绿色变革。

　　其中十分关键的一点，就是透明——以我国当前对于PM2.5和雾霾问题的重视与控制为例，最早就是源于社会力量(包括一些个人)对于这个问题的关注与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