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企业市场意识蒙昧未开的计划经济年代，不期而至的三资企业无疑是一股新奇而又令人畏惧的力量。殷实的资本实力裹挟着深厚的市场经济积淀，通常以技术先进、管理规范、服务周到示人的三资企业不仅迅速征服了客户，亦给蒙昧中的中国企业以极大的震动，他们看似不费吹灰之力便轻松改变了众多行业的既有格局。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印刷业，三资企业同样承担起了这样的“颠覆者”角色。

    大量技术先进、管理规范、服务周到的三资印刷企业在短短几年里集中涌入珠三角地区，迅速打破了中国印刷业原有的低水平平衡。上图为亚洲最大单体印刷企业鹤山雅图仕厂房一景。

    怒放的年代

    经过80年代的谨慎试水，三资印刷企业在改革开放的第二个十年迎来了怒放的年代。或许是商人共有的敏锐市场嗅觉，以90年代初为起点，各路外来资本不约而同地大举进驻中国内地投资设厂。尤其是1992年之后，在邓小平南巡精神的鼓舞下，三资印刷企业投资热情空前高涨。在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1993年投资新建的三资印刷企业达到了创纪录的79家，是1992年的两倍还多。

    90年代，三资印刷企业在中国的布局主要从以深圳为代表的珠三角地区展开，一大批对中国印刷市场格局影响深远的重量级三资企业纷纷在这一时期登台亮相，在珠三角布下其进入中国内地的第一颗“棋子”。

    1991年，鹤山雅图仕印刷有限公司成立，这家香港利奥纸品印刷集团下属的独资企业当时只有100多名员工，厂区周围尽是无人耕种的低洼沼泽地。20余年后的今天，雅图仕已经成为拥有员工18000人、占地面积近1000亩的亚洲最大单体印刷企业，2010年出口额达27.78亿港元。

    1992年，利丰雅高印刷（深圳）有限公司成立，如今，其背后的利丰雅高印刷集团有限公司已然是中国内地最大的期刊印刷企业。同年日本凸版旗下的凸版印刷(深圳)有限公司成立。或许是冥冥中的缘分，在资本市场的一番分分合合之后，利丰雅高和深圳凸版已经成为同门兄弟，共同支撑起了日本凸版在中国印刷市场的版图。同样在1992年进入深圳的还有香港星光集团，这一年星光印刷（深圳）有限公司成立，投资额高达4亿港元，即使以今天的标准衡量，这也堪称“大手笔”。

    1993年12月，深圳当纳利旭日印刷有限公司成立，其股东之一是全球印刷巨头美国当纳利集团。2010年当纳利在中国市场的销售收入接近32亿元，是中国首屈一指的大型印刷集团。

    1994年，东莞金杯印刷有限公司成立，这是广东批准的第一家外商独资书刊印刷企业，当时有5台海德堡印刷机。同年，港资背景的鸿兴印刷集团在深圳开设了其在内地的第一家工厂。

    1995年，早在1988年便进入内地的中华商务联合印刷（香港）有限公司建立了其在深圳的第二家工厂中华商务联合印刷（广东）有限公司。同年台湾正美集团在深圳启动建厂计划，1996年初以电子产品不干胶标签印制为主要业务的深圳正峰印刷有限公司投产。现在的正美已然是中国最大的标签印刷企业。

    在珠三角之外的两大传统印刷基地北京和上海，三资企业的投资冲动同样波涛涌动。在北京，1993年由日本I.N.T株式会社投资的北京日邦印刷有限公司，在北方市场率先引进商业轮转印刷机，名动一时；同年，北京印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利丰雅高印刷集团合资成立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在上海，1992年日本独资的上海西口印刷有限公司成立；两年后，台资背景的秋雨印刷（上海）有限公司成立，主攻商业印刷。

    这些在90年代蜂拥而入的三资企业，背景各不相同，起点有高有低，但他们都幸运地抓住了中国市场的爆发点，这使他们从容成长为各自细分市场领域的“大佬”和整个印刷市场的佼佼者。

    经过十余年的爆发式增长，到2000年以前，三资印刷企业数量达到了一个新高度。数据显示，到1999年底，我国共有三资印刷企业2295家，其中广东省有821家，占近36%。

    被打破的均衡

    90年代，尽管三资印刷企业在中国的发展并不局限于珠三角地区，但无论从企业数量，还是投资规模上看，当时珠三角对外来资本的吸引力都要远高于其他地区。大量技术先进、管理规范、服务周到的三资印刷企业在短短几年里集中涌入珠三角地区，迅速打破了中国印刷业原有的低水平平衡，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两个现象是深圳印刷业的崛起和“北活南印”的盛行。

    作为伴随改革开放崛起的新兴城市，从本土业务资源的角度而言，深圳并不具备发展印刷业的先天优势。有资料显示，到1987年底，深圳尚只有45家印刷企业，总产值只有区区1亿元。但在三资企业大举进入的带动下，到1997年，深圳印刷业总产值已达78.61亿元，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以令人不可思议的年均近55%的增长速度狂飙猛进。可为对比的是，在大致同一时间段里（1988～1998年），印刷产业基础更为优越、业务资源更加丰沛的上海，印刷业总产值仅由35亿元增长至97亿元。《深圳印刷业发展状况白皮书》披露的一组数据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三资企业在深圳印刷业快速崛起中的巨大作用，2005年三资企业在深圳印刷企业总量中占比不足20%，却贡献了当年55.22%的印刷总产值。在本土印刷企业实力相对更为弱小的90年代，三资企业在深圳印刷总产值中的占比只会更高，不会更低。

    与深圳印刷业快速“隆起”相伴而生的是“北活南印”的盛行。所谓“北活南印”就是将北方地区的高端印刷业务不远千里放至深圳印刷，这一现象于80年代初露端倪，到90年代则达到了一个高峰，这背后有着鲜明的时代背景。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到1990年之后，我国印刷生产能力已经由全面短缺转向高端生产能力不足。在三资企业带动下，深圳印刷业以明显高出一筹的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恰好填补了这一缺口。于是全国各地的彩色期刊、艺术画册、拍卖图录、精品包装等高端印刷业务纷纷南下深圳。国内某媒体90年代末做的一个调查表明，当时国内约80%的彩色期刊、超过半数的艺术画册在深圳印刷。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以中华商务、利丰雅高、当纳利旭日为代表的一批深圳企业迅速树立起了全国性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成为全国印刷企业的“标杆”。

    深圳印刷业在90年代对全国客户异乎寻常的吸引力，除了其扎实的技术水平和稳定的产品质量，还有一个因素同样不容忽视，即三资企业与生俱来的体制优势和先进经营理念。当时在北方地区，尤其是京沪两地也有不少技术装备水平不错的国有企业，为何他们却无法阻挡“北活南印”的潮流？一位在90年代初由北京某国企转战深圳的印刷企业家的分析颇为到位，当时北方国有企业基本还延续着计划经济体制下以生产为中心的运营模式，市场开拓意识差，有的甚至没有业务部门，只知道坐等客户上门。而且大部分企业几乎没有服务意识，工作按部就班，客户一旦有什么紧急业务，时间上很难保证。相较珠三角地区三资企业丰富的市场经验、灵活的经营机制和完善的客户服务体系，孰优孰劣，一看便知。案例或许更具说服力，北方一家成立于90年代初的合资印刷企业，起初由中方控股，连年亏损，在变更为外放控股后却很快扭亏为盈。

    这就是三资印刷企业的90年代，一个以深圳为起点，珠三角为中心，影响波及全国并绵延至今的激情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