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上海交通大学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发布了《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指数报告》(CCIDI)，首次提出了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指数的指标体系，并对全国31个省市区的文化产业发展状况进行排名。此次最新发布的《2013：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指数报告》(CCIDI)，希望能给广大读者，尤其是广大的文化产业从业人员提供参考。

    近日，上海交通大学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与中国文化发展指数研究中心《中国文化产业指数研究》课题组联合发布了《2013：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指数报告》(CCIDI)。《报告》指出，目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整体发展态势基本平稳，政策时效递减性效应开始显现，积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压力增大，提高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内生创新能力成为我国文化产业持续平稳发展的关键。

    值得一提的是，《报告》首次初步完成了对中国大城市文化产业发展状况的分析评估，并给出了发展(2009年)排名。北京、上海、杭州、深圳、广州、长沙、太原、武汉等城市进入《报告》公布的2009年大城市文化产业发展指数排名前20强。

    中国文化产业整体发展态势基本平稳，政策时效递减性效应开始显现，积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压力增大，提高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内生创新能力成为我国文化产业持续平稳发展的关键。

    《报告》显示，通过延展“十一五”时期的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综合指数至2011年，发现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在2006年至2011年间处于总体的上升态势。除2009年外，其余各年的CCIDCI值均大于100，根据CCIDCI指数的编制原理，这表明我国每年的文化产业总体发展均好于上一年。尽管如此，相比2010年，2011年CCIDCI指数值以128.70为第二高点，这表明我国文化产业总体依然保持平稳发展态势。

    与2010年相比，2011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指数值为128.70，比2010年的131.44下滑了2.74。造成下滑的主要原因是内涵发展指数2011年比2010年下滑了7.11，表证指数同比微幅上升了2.19个百分点。跌幅大于升幅，总体指数值呈现出下滑态势也就不可避免。内涵增长不足成为总体发展指数下滑的主要原因。在内涵体系中，文化市场体系、文化创新能力指数值相比2010年分别下降10.66和10.65。就文化市场体系而言，以文化产权交易中心衡量文化金融市场指数值，由于其数量骤减而使得文化市场体系指数下降，从而成为影响内涵指数值出现波动的主要原因之一。此外，从文化创新能力指数值的下降原因看，主要是由于随着社会消费结构变化，人们的文化消费偏好发生转移。例如，2011年新版录像制品、录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为6993种、5848种和6924种，比2010年每类平均减少千余种。这一方面表明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政策效应仍处于释放期，另一方面表明创新动能不足正在影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整体走势。如何积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防止政策红利释放殆尽后出现整体性大幅度下滑，大力提升我国文化产业的内生创新动力，进一步营造良好的文化产业发展内环境，内外兼修，将成为我国文化产业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内容。同时凸显出需要进行长效的制度创新和文化法治建设的必要性。

    文化产业发展指数存在统计口径“扩张虚化”现象，文化产业链被人为割裂，民营文化企业实力亟待加强，居民文化消费总量过低，地区结构不平衡，文化产业表象特征虽然连续两年提升，但文化产业的就业吸纳能力和民众参与程度增长缓慢。

    《报告》综合分析文化产业发展指数，认为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其一，统计口径“扩张虚化”现象。在多年CCIDI指数的测评中，北京始终处于第一梯队，《报告》认为，这除了北京市发展文化产业的自身努力外，也有其统计口径偏宽的原因，这不仅使国家统计局颁布的统计标准丧失应有效力，也使地区间由于统计虚化而产生不公平竞争，更重要的是，模糊了文化产业本质的文化内容生产和服务的核心基础，从而容易引发统计上“泡沫经济”的投机行为。

    其二，文化产业链被人为割裂。《报告》认为，目前，我国文化管理部门主要是文化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工信部及国家旅游局4个系统，各管一摊，这种不合理的管理格局与长期以来形成的官办合一体制相结合，造成了文化领域内的部门、行业垄断和地区封锁现象严重，文化市场零散分割，流通渠道不畅，难以形成统一的市场体系。如何有效整合资源，形成完整高效的产业链条，将其对经济发展的升级效应、增长效应和对产业的关联效应、就业效应充分挖掘出来，将是未来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关键。

    其三，民营文化企业实力亟待加强。2009年，3家入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的文化企业无一例外皆是造纸、印刷和文具业，属于文化用品的制造业，并不具备真正的文化产业特质。《报告》认为，民营文化企业发育不够成熟是由我国文化产业投资体制决定的，在我国文化产业的投资结构中，国家投资居于主导地位，同时，政府对文化产业实行严格的市场准入限制。目前，只有演艺业、广告业和文化娱乐业的市场准入条件相对较低，允许私人资本设立私营企业，而在出版、音像、传媒和影视业，私人资本只能有限进入。另外，由于中国资本市场发育晚，企业直接融资渠道很不通畅，也导致了民营文化企业发展不够强劲。根据文化部2010年对我国300家民营文化企业的专题调研结果，56.7%的企业融资困难，超过80%的企业主要依赖自身积累，融资方式极为单一。

    其四，居民文化消费总量过低，地区结构不平衡。《报告》认为，消费能力有限是造成我国居民整体文化教育娱乐消费水平偏低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政府所占比例过高，而居民所占比例过低;再分配过程中对居民之间的收入状况调整的力度也不大，造成目前我国居民在整体收入水平较低的同时收入差距过大，严重制约了居民的消费需求。此外，重生产性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轻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痼疾，居民不得不将储蓄作为自我保障的基本方式，从而抑制了原本就增长很缓慢的消费。

    其五，文化产业表象特征虽然连续两年提升，但文化产业的就业吸纳能力和民众参与程度增长缓慢。2006年至2011年间，我国文化产业从业人员占社会就业人员比仅增长0.18%，同期我国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占社会就业人员比重分别增长了4.2%和3.5%。这与文化产业阶层的劳务密集型、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特点并不吻合，相对于文化产业对GDP贡献率3.5%左右的经济影响也有较大差距。

    针对上述问题，《报告》建议，建立以度量文化内容为主营收入和资产收益率为主要价值取向的文化企业评价标准。《报告》分析认为，盲目追求打造“文化航母”和“大集团”不适合中国文化企业的当前现状，当务之急是找出各文化行业、文化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并针对目标和自身情况制定“分步走”战略，找到增长壮大的驱动因素。

    此外，我国整体文化产业类数据统计来源较少，而且同一本年鉴的指标不连贯现象也比较普遍，距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已有10年，但目前国内仍无一个官方统计口径公布各地区文化产业增加值及就业人员的数据，因此，应积极推进文化类统计年鉴统计指标的发布和科学化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