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960年-1127年），是中国历史上一段繁荣的时光。政治还算清明，疆土也可说安定，名人骚客留下了许多华丽诗词，一项划时代的技术创新──活字印刷，也正由一位记录不详的布衣毕升悄然发明。

　　毕升可能是一位从事印刷行业的工匠，在工作中琢磨如何改进已经使用了数百年的雕刻版印刷，于是采用胶泥字模的活字印刷术就这样横空出世了。活字印刷虽然得到了同时代的一位朝廷命官（也是一位优秀的科学家）沈括的赞赏，并记录在他那流芳百世的《梦溪笔谈》之中，但并未在中国引起多大动静，接下来的几百年它只是缓慢地逐渐取代雕版印刷术，只为印刷古典佛教经书和诗词歌赋提供方便。

　　活字印刷术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像蒲公英种子，被杂乱无章的风吹向各方，首先传至邻近的亚洲诸国，然后飘向更远的欧洲大陆。活字印刷从中国传播到欧洲的具体路径目前并没有考古证据，但人们认为有三个可能路径：1、成吉思汗开拓的蒙古帝国时期（1206年- 约1400年），将许多中国文化包括活字印刷术，带往欧洲；2、中东商人在来往于中国和欧洲的商务活动中将活字印刷术顺便带给欧洲；3、欧洲商人和传教士在和中国的交往中，直接将此项技术带回欧洲。

　　这样一颗“蒲公英”种子很可能于15世纪中早期偶尔飘进了一位德国人约翰内斯·谷登堡（Johannes Gutenberg，约1398年-1468年)的心田。他结合欧洲当时的其他技术，约在1440年发明了基于活字印刷原理的印刷机。他期望这项发明能够给他带来丰厚的利润，但他的财富梦想落空，而人类却收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

　　欧洲从12世纪就开始了由阿拉伯文翻译希腊古典著作的运动，逐渐积累文艺复兴的薪火。1453年，奥斯曼帝国灭掉了拜占庭帝国，在此前后有大批携带希腊古典著作的学者逃亡到西欧，这批新鲜血液的加入，加速了欧洲文艺复兴的步伐，进一步改变中世纪以神为本位的统治意识形态、推动人文主义的普及。刚刚发明的印刷机为这些古希腊文明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接下来受益于信息传播的还有两个重要的运动：宗教改革和科学革命。

　　鉴于教会的腐败和独裁，德国神父马丁?路德于1517年提出“九十五条论纲”，揭露教会神职人员的腐败行径，认为教徒可以通过自己阅读圣经理解教义，只要虔诚灵魂就可获救，而无需假神父之手，从而启动了基督教改革运动。传说马丁?路德于1517年10月31日将“九十五条论纲”张贴在威登堡大学的教堂门口，两周后传遍全德国，四周后传遍全西欧，印刷机功不可没。由于早期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移民而具有德国传统的英国对这场宗教改革运动迅速隔海响应，1533年，国王享利八世禁止英格兰教会向教廷缴纳岁贡。次年，英国国会通过了《至尊法案》（Acts of Supremacy），规定英格兰教会不再受制于教皇而以国王为教会的最高元首。此时，印刷技术已经成了为政治运动推波助澜的强大力量。

　　16世纪初，在欧洲东部波兰的一个小镇弗龙堡，曾经留学意大利的一位名叫尼古拉?哥白尼的神父在日常工作之余，安静地观察天空，思索天体运行之道。在弥留之际，他穷其一生研究的心血之作《天体运行论》出版。该书用大量的数据和理论计算推翻了被社会（特别是罗马教廷）所认同了一千多年的托勒密地心说，认为地球和其他行星围绕太阳转。哥白尼的著作迅速出现在欧洲各大城市，这个新理论被广泛传播，激发了欧洲科学家的研究热情，大量的科学理论和著作问世，欧洲科学革命就这样蓬勃开始了。

　　1605年，在谷登堡发明印刷机的德国城市斯特拉斯堡，一位名叫Johann Carolus的年轻人发行了世界上第一份印刷版报纸，这显然不是巧合。从此，现代媒体就成为新闻、言论和思想的传播介质登上了历史舞台，报刊杂志社如雨后春笋般在欧洲大陆和英伦诸岛出现。

　　其实欧洲的这个发展过程并不一帆风顺，无论是学者还是改革家，他们的研究、言论，特别是出版，一直都受到教会方面以及各地日益强大的王权的多重阻挠。早期的学者因言获罪的事时常发生，例如宣扬哥白尼学说、挑战罗马教派的意大利学者布鲁诺被烧死，另一位哥白尼学说的信徒意大利物理学家伽利略，他首次用望远镜观察星球并发现太阳黑子，因此于1633年被教廷定罪，从而被长期软禁。

　　很多历史学家认为，这场由体制内推动的宗教改革和体制外推动的科学革命，接过了文艺复兴的火炬，成为接踵而至的欧洲政治革命和工业革命进行的前期必要条件。现代媒体的诞生和言论自由的演进是这几百年社会变革的催化剂。而几百年后于20世纪发生的信息数字化革命，则和印刷术变革所承载的那一波信息爆炸一脉相承。

　　可是，您注意到了吗？活字印刷术这棵奇妙的“蒲公英”本来在东方发芽，却飘荡到西方绽放，而在长出“蒲公英”的东方土地上，它们却稀稀拉拉地一直寂寞。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局面？

　　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是多重的，许多因素共同作用导致了这种结局。我认为，中国市场没有印刷需求是最重要、最直接的原因。如果只是偶尔印印千年不变的经书和风花雪月的诗词，活字印刷当然方便些，但古老的雕版印刷也凑合着用了。直到清朝晚期，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在中国市场上仍然共存。

　　中国为什么没有印刷需求？那是因为不存在大量的、活跃的需要印刷的信息、思想和著作。自从秦始皇于公元前213年惨烈的“焚书坑儒”，屠杀了460多名知识分子之后，“文字狱”便成为各朝统治者的保留手段，两千年历史留下了太多因言至祸的悲惨故事。思想禁锢，导致万马齐喑，伟大的活字印刷术又有何用？

　　时光匆匆流过。科学革命、工业革命都已成为历史，这一波数字信息革命也已经接近尾声, 人类已经走到了大数据时代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前夜。言论自由成为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以及后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一部分，有包括中国（于1998年10月5日签署）在内的100多个国家签署认同。在这个时刻，我们除了带着自豪的心情缅怀发明活字印刷术的先辈、同时遗憾这项伟大的创新未能给中国社会带来更多的价值，更应该思考的是，如何不要再错过未来，让伟大的技术创新在中国也有其产生并长成参天大树的土壤。

　　值得强调的是，让欧洲文艺复兴、政治改革、科学革命以及后来的工业革命成为可能的关键是思想解放和言论自由，伟大的技术创新印刷机仅起推波助澜的辅助作用，而原创活字印刷术的中国缺席这场伟大社会变革的关键原因之一即缺少科学内涵和自由思想。

　　古希腊神话中的“先见之明”神普罗米修斯，他教会了人类很多知识，最后为人类从奥林匹斯盗取了火，因此违反了众神之神宙斯的禁令，被囚禁在高加索山的悬崖上。思想和言论就是东方的“普罗米修斯”，两千多年来它一直被囚禁着。直到今天，那些被欧洲几百年来逐渐淘汰的限制言论自由的举措和迫害言者的行为，在中国仍然是一个真切的现实。我们看到，在强大的互联网“长城”圈禁下，中国互联网蜕化为“内联网”，有人会因发政治宣言被囚禁，因转发微博被劳教……

　　让东方的“普罗米修斯”获得自由吧，它是照耀人类前行的明灯，是生产力提升的不竭源泉。

　　（本文作者董洁林博士是苏州大学商学院特聘教授，苏州大学企业创新和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政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她于1988年在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完成博士学位。文中所述仅代表她的个人观点。）